“一条鞭法”，是明代后期张居正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之举。在此之前，明朝的赋税总体以征收实物为主，在此之后，征收货币则逐渐占据大头。
征收实物，有利也有弊。其好处在于农民可以直接上缴土产作物，不用再费工夫去卖钱；缺点则在于项目繁杂，征收的物品种类太多。
以胶东半岛的牟平（时称宁海州）和文登为例，两者在明代中期不但要向朝廷上缴麦子、粟米等粮食，还要承担柿、枣、桑、海鱼等众多杂项份额。更有甚者，在它们的赋税名单当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狐皮和獐皮。
（▲过去的制革工序示意图）
对此，嘉靖版《宁海州志》明确记载道：“（赋税）宁海州，狐皮一百五张，獐皮一十五张……文登县，狐皮一百三十张，獐皮一十一张。”两项合计，狐皮共两百三十五张，獐皮二十六张。
狐皮和獐皮，都是比较好的毛料。而朝廷中枢又设专门负责制裘制衣的机构，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毛料。在征收实物税的背景下，朝廷所需毛料就分成若干份额，摊派给相应州县。宁海州和文登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担起这份义务的。
狐和獐，多生活在大山之中。很显然，承担上缴狐皮和獐皮义务的州县，要有面积辽阔的山区才行。而宁海州和文登县正好满足这一点，因为巍峨连绵的昆嵛山，就处在两者的交界地带。（注：由于缺乏明代版本县志，胶东其他州县是否也要上缴狐皮和獐皮，暂时不得而知。推测栖霞这种山地较多县也有可能。）
宁海州和文登县承担两百多张狐皮和二十多张獐皮，只是一种笼统说法。在实践中，这些份额无疑会继续分摊到户。从常理推测，靠近昆嵛山的村庄，应该是此项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牟平区莒格庄镇辖区内有个村庄就与动物毛皮有很深的渊源。该村即张皮村。
关于张皮村的由来，《牟平县地名志》载：“据传明末建村，一张姓会制皮革，村得名张皮。”这一说法显然引自村民口述，建村年代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不过，村中古代就有人以制皮为业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前些年笔者到访该村时，就在村里的文化墙上看到了过去制皮工序的宣传画。目前虽然无法证明张皮村在明代就曾上缴过狐皮或獐皮，但综合史志记载和地理位置来分析，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打猎与种地不同，无法保证每年都有差不多的产出。倘若遇到没法筹足毛皮的情况，那么只能“折银上缴”。而根据《宁海州志》的记载，当时每张狐皮折银五钱。一百多张狐皮就相当于五十多两银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