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
故事隐藏在路上作者:阿来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时,我怀揣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
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或自己的书中呆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这些年,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写的四个故事,就从这两种不同方式得来。
四年多前,写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诗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有关史诗材料的寻访过程中,听到了另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完整的民间版本。为求证回头便去读清代史料。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今天四川西部的一个县。把这块小地方的有关史料从浩繁的清代史料中一一打捞出来,足有上百万字。这些文字促使我不断去回访那个地方,一段废弃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经有过的桥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关隘,一段曾经有上千人殒命的峡谷。然后,继续搜集梳理新的史料,然后,再重返现场,从当地人口中听取那些口头的传说,自然也有当地人稀少的文字记载。两年多时间,在故纸堆中和故事现场的不断往返,终于使我在第三年写出了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写完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这一回,没有准备,只是想去看见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五月,高原地带草色刚刚返青,四处残雪斑驳。有些时候,往高处攀登,雨变成雪。有些时候,从高山牧场去往低处农耕的峡谷,雪又变成雨。在路上,总遇到一些本该在上学的少年。他们从山上下来,在路边向来往的车辆摇晃着手里的东西。停下车,他们会拿出一块奶酪,一块小动物的毛皮,更多则捧出刚从雪线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虫草:“虫草,虫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我熟悉这些孩子,如果是秋天,他们捧在你面前的会是几只蘑菇。但现在,他们只是说:“虫草,虫草。”这天,我停下车,问一个孩子,打算用这些钱干什么,他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要有跟城里同学一样的穿戴。”这句话击中了我。那天,我改变计划。在当地县城一个稍微舒适的酒店住下,打开电脑,写这个新遇到的故事,故事叫做《三只虫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笔调写一个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天真少年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中的历险记,而且,我不能让他在这个社会中沉沦与迷失。
这个故事使我意识到,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还可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承受人类无休止的索取。沿着这个思路,我又写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这个消费至上的社会的种种图景,揭示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剥夺。
这是我近五年所写的四本书的缘起。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更是关于社会的。对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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