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夫斯克是俄国在中亚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没有这个城市港口，俄军在中亚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说寸步难行。在贫瘠之地：19世纪中亚经济概述第二则中我们提到，西伯利亚那种毛皮-粮食贸易给俄国商业和军事扩张之间的良性循环，给了俄国在东进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尤其是这种荒芜地带的拓殖。但是俄国人是不可能直接把西伯利亚的侵略经验运用到中亚的，因为中亚并没有那种类似西伯利亚的“宝藏”（毛皮贸易），反而是深入大量无主草地甚至荒漠的，比如征服帖克人之前要越过的卡拉库姆沙漠。在中亚最不缺的就是沙漠，这里并没有任何人烟，而且为了征服活动必须设置一系列必要的补给站，克拉斯诺夫斯克比起西伯利亚的一系列军事堡垒，其军事后勤意义更甚，因为几乎没有公司和商人愿意在这里开设商栈、进行贸易。其实论在荒芜地带的经营与获利，俄国人实在比不上汉商，这一点在拉铁摩尔的书中就有极其丰富的讨论，这里我不再赘述。
那么，在中亚维持军事行动和商业利润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呢？
首先，透过在霸占伊犁后不还的举动，我们能很清晰的感受到俄国仍然把与东方贸易当做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努力构建一种俄国与东方的直接贸易，依旧属于俄国亚洲政策的核心选项之一，这一点从巴德玛耶夫奏折中就能看出来。但是很显然，进攻阿哈尔帖克的坚基利杰佩等据点时，远隔数千里的西域并不可能为当时土库曼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支持。可以说，这里有几个组合，一是西伯利亚的那种毛皮商经济如何适应中亚更贫瘠的地带，二是西伯利亚毛皮商与传统的Sino商人之间的博弈情况。这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说。
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运输粮食肯定是高成本的，但是带回来的不一定有高附加值的商品，这和西伯利亚是很不一样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俄商来说，西伯利亚比中亚更赚钱。因为当地的畜牧业和农业产品并不能在欧俄引起什么突出的商业价值，反而是在当地施工的工程本身是有经济效益的，比如敷设铁路、修造小火轮等，这些反而是更有价值的。而且一直有莫斯科的资本家要求用中亚的棉花建设纺织工业，从中获利。这能比较充分的证明，在中亚赚钱的方式，其实是类似于产业资本主义的方法，而非原先商业资本增殖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本身也蕴含着商业的因素，因为既然不能靠单次运输的货物的高附加值取胜，那么货物运输量增多也能实现同等的目标。所以，俄国交通投资者对于发展联通东西的铁路和里海航运也报以很大希望，不管是进口中国的瓷器茶叶等货物，还是中亚的棉花外运，都是铁路经营者所乐见的。这里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业资本的，二是产业资本的。
从比较容易实现的角度看，后者反而是更方便的。因为俄国在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主要贸易的方向还是在伊尔库茨克-赤塔一带，外西北反而没那么重要，这里直到-年间还是未完全征服状态，浩罕的部将阿古柏还流窜西域，建立了伪“哲德沙尔汗国”，但是很显然，在吉尔吉斯草原方向，俄军的给养还是很不足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通车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此之前，由于皮毛贸易随着当地过度猎杀捕捉毛皮动物而逐渐衰落，所以出现了双重问题，一是当地驻军的给养怎么解决？二是当地的驻军的主要成分哥萨克会不会叛乱，甚至投奔清帝国？
在这个时期，俄国的西伯利亚还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军政体制取代哥萨克堡垒模式。后者是叶尔马克后一直延续的一种体制，但是随着上述原因和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俄国亟需巩固自己的统治，西伯利亚也不例外，所以开始设立军政体制。而原先只控制30%左右农奴的财政体量已经不够吃了，尤其要加紧在黑海等欧洲方向的防务和军事现代化改造，这样西伯利亚这些远东地区就必然要在财政上进一步自谋生路，所以我们说沙俄当时在亚洲的侵略，比如两北的扩张，其实是应急的一种穷鬼做法，希望通过直接建立商业联系，用与Sino进行贸易这种“皮毛商模式”复兴来维系自己的远东军事财政，保证维持现状。外西北其实是中亚地区的俄国军队维持本地财政的一次侵略活动，在远东更早，是外东北的扩张。外东北和外西北性质都是一样的，要接近通商口岸，军政当局并不关心是出超还是入超，只要有商业流动，就能有财税收入，这样原先的那种运转模式就能维持，只不过驻军主体是正规军而非哥萨克，商人贩运的是茶叶瓷器而非毛皮，但在机制上还是原先那样。沙皇俄国虽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但在远东，这种资本主义因素是很低级的，仍然停留在三角贸易的那种水平上，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类型。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沙俄、苏联在民国时期的边贸中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这与经典的垄断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的论断是有很大出入的，我认为这并非是俄国本身（尤其是欧俄部分的产业资本）不属于热衷资本输出者，或者说俄国就在贸易产品中处于劣势，这是不科学的、片面的看法。俄国在欧俄部分的工厂还是有一定的工业制造能力的，他对周边的弱小国家都是能输出类似的制成品的，但是欧俄与Sino之间不仅仅隔着乌拉尔山，而且隔着整个西伯利亚，这些就算是用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到亚洲，也是成本极高的，不可能在亚洲竞争得过英国的船运低价棉纺织品和钢铁，因此俄国也就没有往Sino输出这些制成品，反而是那种传统的丝茶贸易、瓷器毛皮交换占主导，一种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诡异贸易方式在沙俄的亚洲边贸中发生，在这种旧逻辑里，Sino依旧能够占据出超地位，这是维系当地沙俄军政当局运转的财政第一指标导致的。并非沙俄工业弱或者沙俄有什么仁慈之心。
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讨论的原点上，沙俄的中亚经略其实和西伯利亚模式十分类似，几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攻占伊犁的那种咄咄逼人，其实反过来看就是俄国在农奴制改革过程中捉襟见肘，照顾不了远东和中亚驻军的窘迫和强弩之末，因此一旦左宗棠表示出自己的决心，沙俄反而畏缩了妥协了。结合我们之前写过多次的那个泄洪模型，我们很容易想象到，沙俄不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难以给予中亚驻军以充足的军费，而且自身在中亚面临沉重的平叛负担，所以财政上更加窘迫，所以在西域出事后凶神恶煞的出兵协助支持阿古柏的活动，英国也抢着承认伪哲德沙尔汗国，意思都差不多，这个之前分析过，这里不详细展开。
还有一些，像斯科别列夫针对帖克人的军事行动，主要补给来源除了克拉斯诺夫斯克的那些中短途补给外，大部分都靠短促军事行动来节省粮食和其他军需，然后就是“就地补给”，也就是抢掠一定的帖克人仓库。其实用一个比较俏皮的话来讲，就是饿的前胸贴后背，极端狼狈。这一部分我们下一回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