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科技史研读：关于不同行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研究分析--进一步细分行业，剖析哪些具体的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计算不同制造行业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数字化及其ABCDE五个模块的转型均值。我们按照数字转型从高到低进行排列，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指数最高，转型最具典型性，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中坚力量。
一、不同行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分析
医药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排名靠后，转型较慢。在包含具体数据中的29个行业中，继续对行业展开分样本解析，同时，参照OECD组织根据技术属性划分制造业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产业三类。
以捕捉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行业的差异，并且增加了期初二〇一一年和期末二〇一九年的各个关键指数的均值。低端制造业产业、中端制造业产业、高端制造业产业的数字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1.04和1.2，高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明显要高于中端和低端，切合了数字化转型内在蕴含的高科技属性。
高科技产业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支撑。高端制造业产业走在了数字化转型的前列，引领着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我们的测算结果同时显示出，无论数字化指数均值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商业模式指数，期末的各项指数值明显要大于期末的对应指数值，在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十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均有显著的提升。
二、不同所有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分析
接下来考察不同所有制制造业之间数字化转型值的差别。本文将样本中的上市企业划分为国企、民企和外企，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归类为国企类别，将民营独资或民营控股企业归类为民企类别，将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归类为外企类别。
在制造企业家企业样本中，国企占家，民营企业占，外资企业占5家。可以看到数字化指数均值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商业模式指数均值中民营企业最高、外企次之，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最低；
云技术指数中民营企业最高、国企次之，外企最低；区块链技术指数中外企最高、民企居中、国企最低。在整个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整体数字化程度值均有显著提升，提升幅度在%-%；
外资企业提升幅度较大，整体的波动也最为明显，国有企业发展虽然相对最慢，但整体增长最为平稳。最后，截至样本期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类型制造企业数字化数值已经非常接近，不同所有制间的差异被不断缩小，整体呈现出高质量追赶之势。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过程，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科学内涵，借鉴戚聿东等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全面考虑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内涵，选择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模式五大数字化核心模块，构建出制造业数字化程度测评指数体系和数字化转型的特定关键词文本词库。
本文通过Python.10爬虫功能在巨潮资讯网站归集整理了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A股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通过Jieba库中文切词技术获取年报文本，刻画出制造业数字化强度，在区域、行业、所有制异质性层面进行数字化指数的非均衡分析。最终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总体上，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提速，正逐步驱使中国制造业迈向新赛道。内部结构来看，在“ABCDE”五类数字化模块中，全国人工智能技术指数值最大，发展最快，区块链技术指数最小，尚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二）区域横向比较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
（三）区域纵向对比上，制造业数字化存在省际差异。北京、上海、广东等领跑省份数字化排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宁夏、内蒙古、重庆等中西部地区波动性较大。
（四）区域动态演进分析中，制造业数字化多峰形态明显，呈现数字服务多极分化现象，在制造业数字化过程中，东部地区虽有总量优势，但出现了区域内均衡劣势。
（五）不同技术属性的行业特征分析中，高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明显要高于中端和低端，高科技产业走在了数字化转型的前列。
（六）不同所有制属性方面，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最高、外资企业紧随其后，国有企业最低，整体呈现出数字化转型的追赶之势。
数字化的出现促进了创新格局的转变，引发了经济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发展方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继续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新赛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模式等数字化关键模块的高速发展。
（二）科学认识各省区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不平衡问题，各省区在要素禀赋、政策支持、区位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
（三）发达省份制造企业走在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但是欠发达地区也不乏亮点，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过程中，欠发达地区一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四）着力解决数字服务多极化问题，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区域内部数字化转型的集聚效应。数字化对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代理成本、融资成本等成本的作用力方向和作用路径并不一致，区分何种成本机制有助于更加精准探究其路径机制。
同时，区分双元创新，才能揭示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摆脱创新的模仿引进路径依赖、打破“低端锁定”困境。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研究忽视本身的数字化程度差距和企业特质层面的差异。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边界条件。
而现有文献主要从行业要素密集程度区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检验数字化的异质作用，而忽视地区特质、所有制特质以及规模等企业特质对数字化经济效应边界的约束。数字化程度差距和数字化制造业质量提升效应差距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出现“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原因。
对省际或东、中、西部区域数字化非均衡动态演进特征进行分析是探究“数字鸿沟”成因的前导性、基础性研究。而不同所有制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应差异分析和不同资产规模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门限效应及差异的分析为政府决策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指向性或偏向性政策工具。